亚洲经济市场兴起，连带珠宝、名表和亚洲艺术品也先后在拍卖会创新高价，即将在5月底登场的佳士得（Christie's）香港春季拍卖会，由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的巨作《奴隶与狮》领衔，将在5月24日以独件作品专场拍卖的方式登场，估价为3.5亿至4.5亿港币（约12.1亿台币至15.6亿台币） 是史上估价最高的亚洲艺术品 是继苏轼《木石图》、常玉《五裸女》先后刷新世界纪录后，备受艺坛瞩目的焦点。 15年身价飙近10倍 《奴隶与狮》是徐悲鸿艺术生涯第一个创作高峰，有其重要性与代表性，是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油画作品之一，该作品曾在2006年于佳士得拍卖会以5300万港币创下中国油画拍卖最高纪录，如今相隔15年以近10倍飙涨的身价重现拍卖会，成为香港春拍的领拍之作。 
《奴隶与狮》是中国现代 写实主义绘画巨匠徐悲鸿的主题性创作绘画的开山之作，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被视为里程碑作品。徐悲鸿主题性油画极为罕见稀缺，本作同年素描草图收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，有数个重要出版纪录，为私人藏家手中尺幅最大的徐悲鸿油画。2006年该作品曾以5300万港币创下 中国油画拍卖纪录。 徐悲鸿是中国现实主义绘画一代宗师、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奠基人。《奴隶与狮》标志着徐悲鸿艺术生涯的第一个创作高峰，是其最具重要性与代表性的名作之一，亦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里程碑，被认为是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油画作品之一。 徐悲鸿与1924年创作了这件作品，它是徐悲鸿艺术生涯第一幅主题性绘画作品，后继《田横五百士》（1928-1930年）、《徯我后》（1931-1933年）、《愚公移山》（1940年）等作品，皆受本作开创性启发，为中国现代艺术开拓出一条改革创新之路。徐悲鸿常以狮子寄托他对国家崛起的信念，他还创作过数十幅以狮子为题材的中国画巨作，贯穿其艺术人生，例如《狮吼》《负伤之狮》《会师东京》等。 
《奴隶与狮》素描
1创作背景编辑 据王震、杨作清著《徐悲鸿在南洋》（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）和徐伯阳、金山合编《徐悲鸿年谱》（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1年版）的相关章节记述，1939年初，徐悲鸿带着他的大量收藏踏上南洋之旅——包括1000多件自己的代表作（包括留学时期的素描和在欧洲各博物馆的临摹之作），历年来搜集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、陶瓷、古玩、珍本印拓书刊，历年来搜集的中国近代画家如任伯年、齐白石、张大千、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人、赵少昂、吴作人、黄君璧、溥儒等人的作品数百幅（其中任伯年与齐白石的就有200多幅）。 可想而知，这些“家当”再加上旅居南洋的三年间的大量创作（这三年是徐悲鸿创作精力最旺盛和生活相对安稳的时期），成为徐悲鸿在因突发的太平洋战争而“逃离”时的最大负担。他不得不舍弃这“辎重”的大部分，将其托付给三个朋友分三处存放，即黄曼士的百扇斋、钟青海任校长的崇文学校所在地罗弄泉的一口枯井中（其中包括几十幅不易携带的油画）、韩槐准的愚趣园中一条山沟的山坡下（据说有数百件艺术品）。 1949年5月，徐悲鸿的学生陈晓楠过新加坡，将黄曼士和韩槐准处的文物带回，约几十箱。但所有这些作品，都没有确切的数字和目录，这给收藏和鉴定留下了相当大的想象和猜测空间——也许它是个永远的谜，但一定会以真真假假各种面貌在市场上出现，成为对我们鉴赏力和判断力的考验。 
油画在徐悲鸿的创作中占有很小的比例。留学时期，他以解决造型能力为主要目标，主要精力用在素描、速写方面。而且，油画画材昂贵，对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的留学生徐悲鸿来说，也难以多画。归国后，他创作过大型油画，画过油画肖像、油画风景和课堂油画写生，但他的应酬多，生活不安定，画油画不如画国画方便，而改良中国画的宿愿，更使得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中国画的实践上。常言说，物以稀为贵，《奴隶与狮》的出现，足以给收藏者带来惊喜。 徐悲鸿在8年留学时期，因生活的拮据，除约有1年（1920年5月初-1921年7月之前）曾正式在法国国立最高美术学校图画科学习外，其余时间主要是在法、德、英的博物馆和各类画室临摹和练习，准确地说，是一种“游学”的状态。对于这样一段历史，所能查找到的文字资料非常有限，因此，作品就成为最重要的线索——目前最为常见的是素描、速写和以临摹为主的油画。 
作品题材此作的题材也是一个极具探讨意义的问题。画面描述的内容是最早由普林尼在其《自然史》中记录的一个虚构的故事：不堪虐待而逃跑的非洲奴隶安得罗克勒，被主人捉住后押送到罗马，准备喂给马戏团的狮子，就在他被扔进狮笼，眼看就要被大卸八块的时候，却不期然地被狮子认了出来——原来在几年前的非洲，安得罗克勒曾为它取出过爪子上扎的一根刺。狮子知恩图报，没有伤害他。这个前所未见的场面甚至感动了残暴的奴隶主，安得罗克勒的死刑得以赦免，并获得了自由。 这个故事因后来被收进中世纪的动物寓言而得以更广泛的流传。徐悲鸿选择这样的主题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，而是与他的现实境遇和精神追求密切相关的。《徐悲鸿年谱》在“甲子初秋”前后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六月，画室玻璃房顶被冰雹打碎，按契约规定由自己赔偿。经多方借款，仍未能修复，后经我国驻德公使赵颂南资助，才闯过这一难关”；“七月，为感谢赵颂南的帮忙，为赵夫人画像。” 时年29岁的徐悲鸿，在其虽不漫长但却充满艰辛的人生路途中，屡屡在困境中因别人的帮助而有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之境。黄警顽、黄震之、康有为、蔡元培、傅增湘……没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位，徐悲鸿都难以有如此的机遇，和如此顺利而疾速的进步，而早就受侠义思想影响的徐悲鸿，本就比常人更懂得感恩和报恩的道德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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